专访于今：城市更新的本质是“发展逻辑的重构”——从规模扩张到治理的中国实践

2025年10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余个，惠及居民超1.1亿户。这一数据不仅彰显民生改善的显著成效，更揭示中国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刻变革。从广州永庆坊的文旅蝶变到重庆戴家巷的“城市会客厅”，再到北京胡同微改造，中国城市更新已突破物理空间改造的范畴，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系统性工程。作为中国城市更新概念和系统理论的首倡者，于今从理论构建、实践批判到政策设计层面均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其思想体系深刻影响着中国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他指出：“新时代的城市更新本质是‘发展逻辑的重构’——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提升，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从物质空间改造转向治理深度融合。”这一论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于今

破局：

从“拆建循环”到“质量提升”的路径革新

于今指出，西方城市更新曾陷入“大拆大建—功能单一—再度衰退”的恶性循环。纽约曼哈顿下城因过度商业化导致历史文脉断裂，伦敦金丝雀码头因功能同质化陷入空心化，这些案例暴露了资本驱动型更新的弊端。中国城市更新则探索出一条“留改拆并举”的新路径：

一是历史传承与功能升级并重。广州永庆坊改造中，团队保留历史建筑，植入非遗工坊、社区图书馆等公共空间，通过微改造与文化赋能，街区去年客流量超2000万人次，商户数量从2016年的36家增至130余家，物业出租率超98%，2024年营业额突破2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

二是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协同。武汉青山江滩改造将防洪标准从20年一遇提升至百年一遇，同步构建滨水生态廊道，灾害损失率下降60%，居民满意度提升至92%。如今这条生态廊道年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既是城市绿肺、防洪屏障，更是市民情感记忆的载体；

三是数字赋能与全脑城市治理融合。城市精细化管理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杭州运用实时监测管网运行，内涝发生率降低75%；上海“一江一河”滨水空间更新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游客分流与应急响应，服务效率提升40%。

这种“质量优先”的转向，体现了于今长期倡导的城市更新系统观——城市不是机器，而是有机生命体，需通过系统调理实现新陈代谢。

破壁：

从“政府独角戏”到“多元共治”的机制创新

于今指出，传统城市更新常因政府包揽导致“重建设轻运营”，而中国实践开创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范式：

一是需求侧精准响应。重庆戴家巷改造前召开20场居民议事会，收集加装电梯、保留老茶馆等诉求137条，最终60%公共空间用于便民服务；北京劲松社区通过“参与式预算”让居民决定老旧小区改造优先级，资金使用效率提升35%；

二是主体协同机制创新。深圳南头古城改造采用“政府统筹+市场运营+居民参与”模式，引入万科等企业开发文创产业，原住民通过房屋入股增收，商户入驻率达93%；

三是法治保障体系完善。深圳出台《城市更新条例》，明确95%以上业主同意方可启动改造，破解“钉子户”困局；上海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2024年完成11.3万平方米旧住房成套改造，受益居民3512户。

于今强调：“多元共治不仅是技术手段，更是价值选择——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才能让更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

破界：

从“空间生产”到“治理融合”的价值跃升

于今表示，中国城市更新的实践，本质上是对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和治理倡议的本土化探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城市韧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脉”，这与全球治理领域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理念深度契合。新时代的中国城市更新始终锚定“人民性”，破解西方“绅士化”困境：

一是职住平衡重构。成都猛追湾片区改造中，政府联合企业打造“文创+科创”产业园，吸引新经济企业入驻，提供上万就业岗位，配套幼儿园、养老中心等设施，实现“15分钟生活圈”全覆盖；二是产业生态重构。苏州将老旧厂房改造为数字经济产业园，引入企业总部与研发中心，增加税收；深圳大冲村改造后形成“科技+金融”产业集群，年产值翻倍突破；三是文化价值重构。福州三坊七巷“修旧如旧+业态活化”，引入非遗工坊、沉浸式展览，年客流量超千万人次，带动周边房价上涨，居民通过房屋租赁年均增收。

这种治理深度融合，体现了于今长期以来倡导的“发展哲学”——城市更新不仅是空间再生产，更是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破题：

从“地方探索”到“全球方案”的范式输出

于今指出，中国城市更新经验正为全球提供新思路：一是制度创新输出。例如深圳“土地整备+规划调整”模式要写入《东盟城市发展指南》；上海“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被联合国人居署纳入《全球城市更新最佳实践》；二是智库外交突破。例如于今城市更新研究团队积极推动中拉“绿色锂谷”项目落地，将中国“留改拆”模式与阿美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结合，形成“技术+文化+民生”跨国合作范式；三是标准体系引领。要积极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完成技术互认，中国城市更新经验要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贫民窟化”的重要参考。

迈向“人民城市”的中国方案

从“拆改建”到“留改拆”，从“政府干”到“大家干”，从“建房子”到“建生态”，中国城市更新以“发展逻辑的重构”破解了规模扩张的边际效益递减，实现了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发展”的跃迁。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提出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等六项原则，系统构建新时代城市更新行动框架。这些原则既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彰显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思维，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于今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不仅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也是对全球治理挑战的回应，更以“中国方案”回答了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共性命题——城市究竟为谁而建？答案已然清晰：以人民为中心，以治理深度融合为魂，方能书写“诗意栖居”的现代化新篇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共同举办Global Urban Development Summit（全球城市发展峰会），汇聚各国智慧，提出更具包容性、前瞻性的Global Urb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全球城市发展倡议）。这倡议或将聚焦“以人为本”“可持续治理”“文化共融”“技术共享”“全脑城市”等核心议题，推动全球城市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共生”，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贡献城市力量。（文/李群）

注：本文数据综合自住建部公报、国家统计局及公开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