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提质减污降碳，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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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为统筹应对气候变化与治理生态环境指出了新模式、新途径、新抓手。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区，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加快能源低碳转型的重大使命。为保证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山西目前紧抓协同治理模式，加快部署落实，于2023年发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为各地区推动协同减排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方案》提出要围绕结构化调整这一思路，强化源头减排、多领域协同增效。其中，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推进是山西能源革命的重要任务，深入探究二者协同治理的难点与挑战，对标探讨协同治理路径，是山西全面增速能源低碳转型进程的重要议题。从对象协同、机制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等多维度层层挖掘，抓住要点打造山西温室气体与空气污染的特色示范协同治理体系，是推动山西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助力山西领跑全国能源综合革命之路的关键所在。 把握协同治理内涵，聚焦聚力减排难点 （一）准确把握山西空气污染与碳减排协同治理的内涵 中国能源结构以化石燃料为主，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与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的“同根、同源、同时”特征，而山西对传统能源产业的高度依赖，使得减污降碳协同减排可作为山西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生态环境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提出，“协同治理”应当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温室气体减排措施或者技术引起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即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中同时减少其他局域污染物排放（如二氧化硫、PM2.5等）；二是由大气污染物减排措施或者技术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在控制局域污染物排放的同时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实际中，为避免因极端追求“减污”而引致“协同增碳”风险，或追求“降碳”而引致“协同增污”风险，协同治理空气污染与碳减排必须重点关注两者之间的相互牵引作用，兼顾提升减污与降碳质效，这是构筑山西资源型经济系统化转型新格局的重要手段，也是赋能山西早日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举措。 （二）充分认识山西空气污染与碳减排协同治理的空间与潜力 山西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大省，具备空气污染与碳减排协同治理的巨大潜力，根据测算，山西省二氧化碳减排量每增加1百万吨会带来PM2.5浓度下降2.76μg/m3的正向协同效果，临汾市、吕梁市、晋中市协同治理潜力突出，原因在于重点领域结构清洁化调整空间充足。现阶段山西仍是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炭产业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路运输为主的运输结构。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接近80%，二氧化硫排放量绝对值高，结构性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煤炭、火电、钢铁、焦化、水泥等产业需要大宗的原材料和制成品的运输作为支撑，导致工业产出与运输污染排放较大。同时，山西省重工业产业上下游配套的中小型企业分布较为集中，缺乏先进技术和污染治理措施，因此亟须协同治理举措发挥效力。另外，既有建筑系统节能改造有助于地区深度脱碳减污，而山西绿色建筑改造处于初步推动时期，绿色建筑覆盖度有待提升。 （三）聚焦聚力山西空气污染与碳减排的协同治理难点 难点一：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尚未成熟，且协同“增排”还是“减排”效应需全面监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普遍流行的是碳捕集与碳封存（CCUS）技术，目前在山西处于示范应用阶段，推广应用速度缓慢，且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较低。该技术的实施在减碳的同时可能会以增加电能消耗为代价，引致更多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存在“协同增排”风险；另外，技术水平原本较高的地区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协同减排的潜力有限。因此需对各地区针对性、系统性、精细化分指标调研并监测，蓄力锚定各地区的协同治理要点，以免低效控排。 难点二：“减污”与“降碳”，二者所需的政策工具与治理逻辑有所差异。污染排放立足于当下，且效果可在短期内显现，而碳减排则属于长期目标。如何协调使用政策组合促进协同效益最大化成为一大难点。2023年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与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为山西省协同治理环境污染与碳排放提供了明确指引，减污降碳成效显著。在此基础上，实现政策实施成本效益合理化仍有着提高与优化空间。山西需继续探索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灵活引入碳交易、污染物排放权交易、资源税、环境税等交叉协调手段，优化碳排放与污染物双控监管机制。 寻求协同治理新路径，打造山西转型新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协调减污降碳，强调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治理的同时性、经济性、高效性、显著性，为各地区实现二者协同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路径。山西省加大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力度，以“多领域+多模式”为指引，同步创新重点领域大气污染协同防控机制，强化“1+30”联防联控力度、试点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城市、鼓励园区与企业开展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减排。山西省面临“双碳”目标约束，亟须结合山西目前协同治理模式，进一步寻求新路径、新抓手、新动能，在大气污染防治与碳减排工作中持续做功。 着力“对象”协同，优化评价体系。山西需着眼于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根同源同时特征，专注于二者协同减排，并打造“全链条+多指标”评价监测管控体系。山西目前严格控制工业、交通、城乡建设、农业等重点领域的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加速推进太原、长治首批国家气候融资试点建设，并建立市县级碳排放核算制度。而后需构建多维评价体系，以数智化共享数据为平台对此前及当下空气污染与碳减排协同治理政策成效分县域分领域进行全面合理监控，有助于地区认识自身协同治理优势与劣势，方便对政策举措适时调整。关键抓住两个层次“协同”“增效”，把握三个约束“协同效益最大化—治理成本最小化—溢出影响正向化”，明确四个目标“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期全方位衡量山西减污降碳力度及综合影响。 紧抓“机制”协同，打破技术瓶颈。充分利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与应用三机制协同实现减污降碳。结构调整方面，要科学规划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在能源供应稳定的同时拓展可再生能源应用规模，推动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的加速替代；继续深化推进“煤改电”工程，继续全面扩大“煤改电”覆盖面；构建绿色能源协同治理示范区，打造一套较完备、可参考、可借鉴的全流程管控体系、技术体系与配套设施系统，形成典型示范案例；在需求端加大绿色能源消费宣传力度，提升居民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实惠经济性，使得能源迭代稳中有进，形成正向循环反馈。技术进步方面，须进一步强化“数智化”“绿色化”技术支撑，加强区域间技术渗透溢出，联合打破技术瓶颈。在节能低碳减排的同时避免其PM2.5、氮氧化物等空气污染物的过程性产生，提高工业污染物低碳末端治理效率，形成首尾两端封闭控制体系。加速碳捕集、封存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进程，同时开发数字监测全局管理系统，对核心技术应用后的协同效果实时监测。 把控“时空”协同，避免污染天堂。在时间尺度上，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治理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滞差异，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见效周期相对较短，但碳减排所带来的气候影响更具有长远性和滞后性。山西目前在碳市场的参与度与活跃度较低，应加快熟悉碳配额交易、储存、履约等规则，保障碳减排与污染减排在时间上的协同度。在空间尺度上，山西县域之间污染治理水平存在差异，污染物与碳排放更容易集中转移至环境规制水平差的地区，导致“污染天堂”现象。协同治理仍需多区域分梯度联合治理，扩大联防联控范围，根据地区协同减排潜力合理划分减污降碳目标值，随时间推进逐步缩小地区间目标值差异，争取实现时空协同治理。 组合“政策”协同，提高治理效益。打好低碳政策“组合拳”，重点强调政策工具的协调贯通与纵向政府机构间的信息对称，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一是综合考虑各项政策的实施成本、长期效益及适用范围，合理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联防联控、环境税、资源税等多种低碳环保政策的减污降碳效应，系统谋划山西省全面协同治理的效益最大化政策组合，打通政策协同屏障。二是加强对各县域协同治理空气污染与温室气体的调研评估，统筹协调地方因地制宜的减排技术、模式，同时兼顾联防联控与地区治理特色，鼓励基层优化创新协同增效管理制度，并加以落实和推广。三是加强纵向政府间信息沟通，建立协同治理领导小组的跨职能跨层级协调体系，构筑各级政府间的信息共享平台，缩减信息沟通成本，以巩固政府间、政策间的多重合力与统筹协调度，高效实现山西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最大化。（作者：殷沁芳，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